第090章

他未来的路，才有走稳的可能。若是拔不掉这两大打子，他的麻烦就大了。但怎么拔这两颗钉子?实际上，他的面前，仅仅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搞统一阵线，让这两个人成为自己的同盟。这两件事，确实是太有难度了，可除此之外，他再无路可走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唐小舟还没把这两件事理出头绪，赵德良出访的时间到了。近年来，公费旅游，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非议。另一方面，不仅国家层面需要外交，省级层面，同样需要。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，省级外交越来越频繁。正是利用这一特点，很多政府官员，借着考察学习之名，行公费旅游之实。唐小舟跟在赵德良身边三年多时间，随同赵德良出访的机会还挺多的，分别去过日本、新加坡、澳洲以及欧洲等地。唐小舟发现，赵德良每次出访，虽然带有经济交往等方面的任务，同时，他也夹带了一件私人事务，那就是考察研究各国的公务员制度。赵德良之所以致力于公务员制度研究，显然因为他觉得中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是存在问题的。过去的旧中国，一律将公务员称为官，而新中国成立后，给了公务员一个全新的名称，叫干部。在新中国创立者心目中，公务员只有工作职责的区别，而没有地位的差别，至少在干部这个层面，是完全平等的。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，差别永远是存在的，最大的区别在于决策和执行。一个领导干部，如果既是决策者，又是执行者，且不说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，工作程序也会完全混乱。目前，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，恰恰是决策官和执行官为一体，相互交叉甚至彼此争权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将干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，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，最高的是行政一级。这种行政分级制度，实际已经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靠拢，与中国传统的九品制相比，已经进步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进行了工资改革，而新的工资改革方案，并没有与行政二十四级挂钩，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。仍然存在的，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，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，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厅局级、处级和科级。每一级，又分为两级，实际是十级，再加上不属于行政级别的股级。这种分级，显然存在很大问题。第一大问题，决策官和执行官混为一谈，没有区别。第二大问题，越往上，级别的跨度越大，升级的难度也越大，最后形成了一人一级的局面，而这所谓的一人一级，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性规定，变成了一种人为的东西。权力结构的随意性，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随意性。此外，还有一个大问题，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，就没有解决也从未提上解决日程的，那就是，只有少数人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，绝大多数人，都在这种爬行中止步了，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。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，尤其是一些并不善于行政事务，却在业务方面十分出色的人，缺乏升迁通道，他们要么丢弃自己最在行的业务工作，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政工作，更多的人，只是停留在低级别上面，个人利益受到巨大影响，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，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多劳多得原则。纪律部队在后来的改革中先行一步，一些基层警员，因为他们的年限以及实绩等，也可以升上较高警阶。部队也是如此，技术兵种可以单列于军街之外。但这种改革，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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